一场关于良知与恶行的对话――兼评《朗读者》

我与某猪经常在msn上交流关于电影的看法。某日，他看了《朗读者》之后，又找到我谈感想。测试仪闲聊持续了大半天，当中经常被各自的手头事务打断，有段时间他被叫去开会，结果就只有我一个人说了很大一段话。

聊完之后，我突然发现聊的内容还是挺有意思的，于是一时兴起，就把聊天纪录全部copy下来，整理成文。其实也没有大动，仍保持了讨论的原貌。

话题是由《朗读者》而起的，但其实和电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上，我同意猪的观点，历史是在某种情境中发生的。屠杀与人性有关，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有关，仅仅用道德、法律、民族仇恨来解释是不够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奥斯维辛、在卢旺达、在南京，在柬埔寨，人们惊讶地发现一些原本正常、普通的人，在那种情境下，突然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就像汉娜·施密兹，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而这种情境一旦消退，他们立刻又恢复正常，变成了和你我一样地平凡小人物。

这种变化着实令人惊异。

在南京展开杀人竞赛的日本兵是什么样子？在奥斯维辛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的纳粹党徒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应该面目狰狞、为人歹毒、无情无义，可如果，现在告诉你，他们和我们其实差不多呢？他们应该也有妻有子，有情有爱，可能也对朋友义气，对父母孝顺。是的，绝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这一点。但转念想一想，在柬埔寨把成群的百姓推进深坑的集中营看守只不过是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而在文革中把人剃了头、打到死的红卫兵也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家人。

一场灾难结束，施暴者解甲归田，脱下制服顷刻间就湮没在人海中，平凡、平常、平庸，就像汉娜·施密兹。你问她，憎恨犹太人嘛？教育只教给孩子善一面，却没有告诉他世间还有恶。